我读|《在华英美报刊与五四运动》:视野、公理与外交

中国自战争被迫开埠后,外国在华势力逐渐成为中国权势结构的组成部分。外报作为一种外力,与使馆、教会等机构一样,成为列强影响中国的一支重要力量,却又在传媒特性的作用下,比使馆和教会的影响更即时、更广泛、更便利。袁世凯死后,北京政府内部分裂成各个军阀派系和政治集团,但军阀间派系斗争的局面“却为思想的多元化和对传统观念的攻击提供了大量机会,使之盛行一时。中央政府和各省的军阀都不能有效地控制大学、期刊、出版业和中国智力生活方面的其他机构”。中国报界在这分裂与混乱中获得了“繁荣”之机,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前,全国约有362种报刊,这其中既包括国人主办的报刊,也包括外国人来中国创办的中文与外文报刊。外报既是中国近代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西方各国各自报刊体系与舆论关系在国际范围内的延伸。

熊玉文的《在华英美报刊与五四运动》一书从传播媒介入手,审视舆论、媒介与政治的关系,考察了在华英美报刊对五四运动从爆发到结束所起的“不可忽视却又一直为人们所忽视”的作用,主要关注英国人在中国创办和发行的《北华捷报》《字林西报》,美国人在中国创办和发行的《密勒氏评论报》《大陆报》等。在此书中,在华英美报刊既是引起五四运动爆发的信息源头和导致五四运动结束的外部压力,也是研究五四运动的基本史料。通过对在华英美报刊与五四运动关系的考察,熊玉文指出,五四运动从酝酿、爆发到结束,每一步都有在华英美报刊引导、支持和企图控制的痕迹。而在华英美报刊对中国有限支持的背后,既有战后英、美与日对华重新争夺的现实考虑,也有正义和公理的道义考量。

外报分两种,一种是创办和发行都在外国、读者也在外国,它们派遣记者来华,记者将新闻稿件发回母国本部,向母国的读者介绍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一类外报的报道活动对中国受众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并不在本书的研究范围之内,但其报道作为一手史料,也可作为了解五四时期中国政情外交的背景资料之用。第二种外报即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其创办者为外国人,创办与发行都在外国,读者由侨民和有能力阅读外文的中国人构成。到五四前夕,在华中文报刊除日本中文报刊继续出版外,其他国家的中文报刊基本不在自己掌握之中,或停刊,或转让于中国人,本书所言在华英美报刊仅指五四时期的在华英美外文商业报刊。如《字林西报》( North China Daily News) 、《北华捷报》( The North China Herald) 、《密勒氏评论报》( Milliard’s Review) 、《上海》( The Shanghai Times) 、《北京导报》( Peking Leader) 、《广州时报 》( The Canton Times) 、《大陆报》( The China Press) 、《京津》( Peking&Tientsin Times) 等。在华外报中,英国报刊实力最为雄厚。国人对外报的信任,美国报刊占据首位。在华英美报刊对华态度也有差别。

外国人在华办报的受众,除了在华外国人,亦包括那些能够阅读英文报纸的中国知识分子。例如《密勒氏评论报》从1917年创办之初起就获得了一批年轻一代的中国读者,他们来自于中国学校或教会学校。这些年轻人很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世界局势,想通过美国报纸知道美国人对于一战的态度,《密勒氏评论报》既被用来了解时事,又可学习英文,许多大、中学校的学生也将其之作为练习英文的教科书。许多学校还组织了研习时事的俱乐部和班级。更进一步,将在华外报的影响扩大到更大范围的是中国本土报刊对外报内容的翻译与转述,至于选择什么样的内容来翻译、译述中如何措辞,则是又一重传播与政治的博弈。熊玉文在本书结论中指出,对五四运动而言,在华英美报刊的首要功能在于利用自身优势,进行内幕揭露、热点追踪和舆论引导,然后中国报刊对在华英美报刊揭露的内幕、追踪的热点和刊登的舆论进行翻译,付诸报端,向不能阅读英文的广大民众及时公布,引起巨大的民情激荡,形成不可遏制的社会洪流。

如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英文初版序言中所说:“在中国近代史上,再没有任何的主要事件像‘五四运动’这样惹起各种的争论。”《在华英美报刊与五四运动》一书分七章,在绪论中首先辨析华报与外报、在华英美报刊与日本报刊的立场区别,以及五四运动的定义。五四运动之所以会“惹起各种的争论”,是因为与其说它是一个历史名词,倒不如说它更像一个外延逐渐扩大的概念。熊玉文将五四运动定义为“因巴黎和会而起、由学生主导的从1919年5月4日开始到6月28日结束的全国性反日爱国运动”。为了研究精确和表述准确,把其中5月4日这一天所发生之事称为“五”。这一定义突出了巴黎和会这一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亦突出了五四作为“反日爱国”运动的性质,从五四运动发生的原因及其性质来看,对五四运动的研究需要研究者多从国际视角出发,在华英美报刊便是国际视角之一。利用在华外报研究五四运动,还有一个特殊的好处,即当时关于中国的报道,尤其是涉及中日关系和政府内幕的信息,中国报纸要么无缘采访,要么不敢报道,所有这类性质的信息只能译自在华外报。从在华外报的角度来研究五四运动,能开阔视野,把巴黎和会与五四运动联系得更加紧密。

在华英美报刊与五四运动关系的具体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华英美报刊与威尔逊“十四点”;(2)在华英美报刊与中国对和会要求;(3)在华英美报刊与中国代表团;(4)在华英美报刊与巴黎和会的转折点“日使恫吓事件”;(5)在华英美报刊对态度的前后变化对五四运动结束的影响。全书分七章,一一论述了这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章《在华外报与外交》梳理了外国人在华办报目的与五四运动前在华外报的势力分布状况,在分析在华外报的立场时,作者指出,在华外国人与母国政府对中国的立场有不一致之处。在开发和掠夺中国方面,在华外国人与母国政府立场没有什么两样,但在如何获取对华利益的政策上有时会出现分歧,这些分歧就体现在在华外报对待母国政策的言论上。在这一点上,英美在华报刊呈现出了一定区别,主要在“条约口岸心理”、上海租界新闻自由的争取和对日态度上。在华外报突出反映了美日两国之间的矛盾,在华美国报刊全部反日,在华英国报刊在一战后期也加入反日行列。而与英美在华主要创办外文报刊不同的是,日本在华创办的主要是中文报刊;与英美在华报刊更大的不同是,日本在华报刊与母国政府保持高度一致。

群众运动的发生首在信息流动,五四运动的爆发缘于巴黎和会的消息源源不断地从巴黎传递到中国。五四运动因报刊所赋予的时间上的即时性、空间上的共时性和地域上的广泛性这些新的特点载入史册。对五四运动前报刊生态的考察,有助于我们从新文化运动之外的角度来了解这场运动是如何爆发的。与外报和在华外报称呼相对应,国人自办报刊被称为华报或中国报刊。在北洋政府的统治下,华报为了避免迫害,不得不设法将报馆设在租界内,并向外国领事馆注册,挂上“洋”招牌作为护身符。第二章《在华外报与华报》主要关注五四运动前的中国报刊与在华外报之间的关系。巴黎和会期间,华报报道了大量不利于日本的新闻,绝大多数风平浪静,未被日本驻华公使馆抗议,原因在于华报的报道几乎都出自对在华外报的翻译。而华报如何翻译在华外报,就不只是一门专业技术,更是政治的“艺术”。譬如作为研究系机关报的《晨报》与商业报纸《申报》)对《华北明星报》同一篇新闻的翻译,显示出两报性质的不同所带来的立场差异。原文标题“Chinese Traitors in Paris”,《晨报》以《异哉!卖国之骇闻》登载,《申报》则用较为温和、保守地以《欧和会内之中国不祥消息》为题,两者用词对事件危害程度的判断有天壤之别。

第三章《在华英美报刊与威尔逊“十四点”》梳理了威尔逊“十四点”从一条普通新闻传入中国到被中国人奉为“公理”的宣传过程。美国公共情报委员会、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与在华美国报人与报刊的互动联系学界已有一些研究关注,熊玉文在本章则指出在华英美报刊的报道与克劳和克兰的在华活动,共同构筑了一个“激发传播”威尔逊及其主义的媒介环境。

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起因是中国提案中直接归还青岛的要求没有被和会采纳。在对五四运动的研究中,中国在巴黎和会提案显然是一个不可忽略的要点,从中国对和会四个提案的形成过程来看,里面既有中国代表的贡献和政府的意志,也有中国民众的呼声,然而在华英美报刊在其中的作用并未为大众所知晓,本书第四章即侧重考察从在华英美报刊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密勒氏评论报》《字林西报》《大陆报》或撰文提出中国应提出什么样的诉求,或借指出中国当前问题来倒逼国际问题的解决方案,在巴黎和会拒绝中国代表的提案时,《密勒氏评论报》还刊文建议在华的美国机构,无论是教会、专业团体还是商业机构,都应该向美国驻华公使抗议,请其转达给美国国务院和威尔逊总统。北京英美侨民协会亦受此呼吁启发,将抗议书寄往巴黎,在巴黎和会对德和约签字之前送达。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华英美报刊之所以支持中国提案,其出发点是针对日本在华利益,因为在对付日本这一点上,在华英美报刊与中国的利益是一致的。

第六章《在华英美报刊与中国代表团》着重关注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展现这个代表团在和会期间如何受人轻视、内讧不断,对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失败,这个代表团也应负一定责任。在中国联合代表团的筹建过程中,作者认为在华英美报刊不仅起到了鼓吹作用,也对代表团成员的选择施加了压力,使其排除了所有的亲日派,成为一个纯粹的反日亲美代表团,然而它们也没有找到更好的解决中国和会代表问题的办法,进而导致中国代表团的“结构性损失”,所谓结构性损失,指的是中国代表团成员结构性地缺少知日外交官,在中日密约某些方面没有话语权,导致和会对中日密约的理解完全听从日本的解释,从而导致山东问题交涉失败。

过去在五四运动爆发的叙事环节上,直接从中日代表辩论跳到“中国外交失败消息传来”,中间缺乏五四运动的动员环节。第七章《在华英美报刊与五》则追溯了在华英美报刊对“日使恫吓事件”的披露与追踪,指出中外媒体对“卖国贼”问题的议程设置,紧张了气氛,动员了民众,为广大群众接受梁启超与林长民的一电一论做了铺垫。

第七章《在华英美报刊与五四运动的结束》先呈现了华英美报刊对五四学生的观察与同情,而当学生的斗争内容增加了“日货”,在华英美报刊的态度则随之发生转折。在华英美报刊既希望看到中国民众对日货进行,又不愿抵货运动损害英美在华商业利益与在租界引起骚乱。而在华英美人对发展到抵货运动阶段态度的变化,以及对租界内集会的严厉预防措施,直接影响到了五四运动的结局。

早在1998年,美国史学家汉斯·施密特(Hans Schmidt)就曾展开研究,探究公共信息委员会在华宣传与五四运动爆发之间的联系。近两年来亦有学者关注到美国于一战前后开展的舆论宣传,熊玉文此书则将视野扩展到在华的英美报刊,通过英美报刊的立场、行动、态度转变对比,结合五四前后的重要事件如威尔逊个人代表访华、联合代表团选派、“日使恫吓事件”、日货等,强调了在华英美报刊的作用。尽管这些报刊的根本出发点是维护英美在华利益,但这些报刊的努力也确实有效鼓动了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以及对国家利益的维护意识。整体而言,该研究的研究视角颇有创新之处,书写方式亦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研究空白。

正如作者在书中指出的,在华外报对中国民众产生影响的主要途径,是其新闻和评论被国人翻译并登载于中国本土报刊上。作者比对了在华外报原文与中国本土报刊的译文,从不同报社的译文取舍、遣词用句分析五四运动时期外刊与华报的立场态度,相较以往以文本分析为主的报刊研究又更进了一步,亦能为对该领域感兴趣的读者提供按图索骥之“图”。

首先,作者尽力跳出文本分析,用尽量多的历史细节充实论述,尽量还原巴黎和会前后的历史现场,惜乎多用二手史料,而少用一手档案,读来印象深刻的仍是某某报纸如何发文,某某报之撰文有何不同,或是几个作者着墨较多的大事件本身。

其次,媒介有发布的一端,也有阅读与反馈的一端,无论是在华英美报刊的直接受众,还是阅读华报转译的新闻内容的间接受众,在五四运动期间如何阅读、如何行动,作为报道对象的人们如何看待在华外报的报道,似乎都未能在本书中有足够体现。而缺失这一环,在华英美报刊的作用,于行文中不免显得有些牵强或夸大。就如同传播学者韦尔伯·施拉姆所言:“通常是信息流的增长播下了变革的种子,也是信息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从而孕育了‘全国性’的气候。”

“全国性”气候究竟如何生成?以今日之媒体内容之生产观之,与当下时代之变动真正有关的往往是“未刊之故事”,譬如因为媒介审查删去的内容,记者在撰文时对呈现某个主题的思考,读者阅读后与编辑部之争鸣、修订。换句话说,“采访手记”和“读编往来”是作者在这一研究中应该展现,而未能展现的。以至于当我们试图从该研究观察五四运动时期的在华外刊与政治如何互动,却仍如隔岸观火,似乎在作者的论述中尚缺一环,读者读来对当时“发生了什么”似乎有所了解,但是该报“为何撰文”、“如何撰文”,编辑部如何运作,却还是被遮蔽在报章杂志的文本之下。譬如上文所举北京英美侨民协会受《密勒氏评论报》呼吁影响,将抗议书寄往巴黎,其中细节如何、结果如何,如果能更详细展开,则更能达到作者写在绪论中的研究目的,更有助于读者理解在华英美报刊如何“既是引起五四运动爆发的信息源头和导致五四运动结束的外部压力”。

最后,作者在绪论中指出由于五四运动主要针对日本展开,与日文报刊对日本的辩护及对中国的攻击不同,英美报纸能相对中立客观地对此进行报道,且大多同情支持中国的民族。然而日文期刊或是日本势力如何搅动媒介传播,本书中着墨较少,这一点也颇为遗憾,如果能将日本报刊及其背后亲日势力的互动一并呈现,读者对英美报纸的“中立客观”,以及在中国这方舞台上,英、美、日与其代理人们是如何基于各自的利益做出不同的选择,将有更为丰富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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